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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
2020-08-28 12:47:00  来源:检察日报

  

  鲁迅雕塑

  鲁迅对传统人治社会的治人之术,有一个精炼的概括:压与捧。他说,这是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的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法,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因此,想要坚持思想独立、人格独立者,要不被压杀,也不被捧杀,就得坚持抗与拒。

  黑暗社会和敌对者的“压”的手段尽管层出不穷,但无论是造谣、诬陷还是通缉、列入黑名单等等,只要你针锋相对,坚决顶住,他也未必能把你怎样。鲁迅公开宣言,他与敌对者是不两立的。他说,“我的反抗,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自己的生存意义,写作,出书,不仅是为了自己和爱他的人,而尤其是因为有人憎恶着他和他的文章。“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他的《集外集》编好送审时,被图书检查官删去了十篇。那十篇原也可有可无,但一经被删,他可偏要发表不可,以示他对检查官任意删文的专制行径的抗议。

  1933年,当官报上连载《文坛贰臣转》,把鲁迅也列入“文坛贰臣”,攻击他“被共产党屈服”时,他光明磊落地宣布,他与国民党当局是有“二心”的。既然已被视为“贰臣”,那不正是证明了他与他们划清界限了么!于是他把他这时期的杂文集取名《二心集》。

  晚年鲁迅身体日衰,朋友们几次劝他出国疗养,并做了安排。他自己也曾想出去,一直犹豫不决。“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朋友杨杏佛被暗杀之后,有人一面把鲁迅列入黑名单,一面又散布谣言,说鲁迅已经逃走云云。这反而促使鲁迅下了决心:不走了。他在致友人信中说:“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到青岛。我便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他出门去参加杨的追悼会时,连钥匙都不带。他还为杨杏佛吟下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鲁迅真是个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硬骨头。

  在鲁迅看来,压的一手似乎较容易对付,而捧的花招更多,更有迷惑性,也更容易使那些自主自立的意志不坚定者被捧杀、诱杀。例如有些别有用心者对你的“恭维”和“抬举”,本是用来让你失去自由,不再开口的妙法。你若是求人“恭维”“抬举”的可怜虫,把别人的褒贬看得太重,被其左右,你便难免受到“制驭”,连原价也失掉了。鲁迅关于青年必读书的意见发表后,受到种种议论,有赞同的,有嘲骂的,也有先恭维后嘲骂的。鲁迅说,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倒是那些开首称你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这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称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因此,只有把他们所奉送的什么“学者”“文学家”呀,什么“导师”“青年领袖”呀之类的“尊号”,一律奉还,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这才可能与他们划清界限,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

  鲁迅还公开声明“不受恩惠”,“不识抬举”。他说,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人,而下人不大感恩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自己正有这等“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

  名声与地位,有时也确似一个人的成就和价值的标志,因而往往成为某些人孜孜以求的东西。但在以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为重的鲁迅眼里,那却是一种负累。他在《两地书》中多次感慨:“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我不想做‘名人’了,……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他到厦大后,常有人来找他去演说和应酬,使他不能做自己的事。直到临离厦门大学时,还叹息:“名人”做得太苦了,真是自己不属于自己了。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后,人们还是把他列入名人之列,叫作文的,请演说的,“勒令”他写中堂、写名片的,依然不绝。于是他又叹息,“我在这里,被抬得大高,苦极”。为了逃名,他甚至很想被打倒,并且立意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想使自己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

  更使鲁迅不能接受的,是有些人出于对名人的迷信,竟把他当偶像、当公物。这更束缚了他的自由。他到厦门大学时,有学生慕名从河南转学而来;他要去广州时,又有学生要随他而去。他为此很不安,说“他们总是迷信我,我好像也已经成了偶像了”。当高长虹攻击他时,有学生就劝他回骂,说“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这使鲁迅吃惊: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还不如倒下去,舒服得多。因为一戴纸冠,遂成公物,成偶像,便成儡,一切听人摆布,受人支配,负“帮忙”之义务,有回答之必须,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

  1927年,友人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探询鲁迅意见时,他明确推辞了,说“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倘因为是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我眼前所见依然黑暗,此后能否创作,尚不可知。所以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

  编辑:潘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