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不少部门、地方探索或者已确定将无偿献血、公租房申请、ETC欠费、乱闯红灯、频繁跳槽等行为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其记录可能对个人就业及相关金融业务的办理产生影响。此前相关管理部门曾提出，要防止失信行为认定和记入信用记录的泛化、扩大化；防止失信“黑名单”认定和实施失信惩戒措施的泛化、扩大化（11月24日央视）。

　　为什么相关部门愿意将更多的社会生活行为接入征信系统？原因就在于其效果已经被认可，征信系统成立后对现实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确实破解了一些此前不易解决的失信难题。这种优势使得很多行政部门开始思考，是否可以通过对接征信系统解决与信用挂钩的各类行政问题。

　　目前谈及社会信用系统，除了法院根据民事诉讼建立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外，多指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其初衷是建立个人“信用档案”，为金融流通活动提供信用记录，因此它也被称为个人的“经济身份证”。根据央行颁布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

　　前两者比较好理解，但定义“其他信息”就多了不少弹性空间。既然涉及公民个人信息，那就关系到个人隐私安全问题。什么信息可以纳入，行政或刑事处罚后是否有必要将信息录入征信系统，如何规范这些信息在金融活动中的使用范围和权限，这些问题现在尚无明确规定。依据现有法律，频繁跳槽等中性行为、献血等值得鼓励行为、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并无必须纳入征信系统的强制规定，否则可能会侵犯公民隐私权。因此，在探索将各类信用信息纳入征信系统时，相关部门应找到相关法律法规依据，依法合理扩大征信系统基础数据。

　　同时也应看到，征信系统并非万能钥匙，并非适合与所有难以解决的问题挂钩。它本质是带有强制性、惩罚性的信用信息使用方式。当事人有失信行为，通过约束其金融信贷，可以起到提高违法成本、增强制度刚性、有利于行政执法效果的作用。但若信用行为与金融行为无相关性，其信息大量录入征信系统，只是徒增系统体量，无法与其他基础信息整合，起不到参考作用，也就无从实现失信惩戒或激励的目的。如金融机构在批贷时，献血、跳槽次数或者三次闯红灯记录等信息可能不是其考虑因素。

　　征信系统之所以取得良好效果，在其与金融信贷挂钩的威慑力和经济活动约束力。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门槛地接入征信系统，容易造成信用评价体系的混乱，无法真正发挥威慑作用。所以，征信系统并非最后杀手锏，即使一些行政问题确实难以解决，也应以行政手段为主要解决方法，不能盲目依赖信用惩戒。如何提高官方提醒和警示的影响力和威慑力，还需要行政部门发挥社会综合治理智慧，寻找更有效的破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