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常住北京的刘畅（化名）请假回到安徽合肥，处理母亲存款等遗产事宜。公证处要求刘畅提供相关法律凭证来证明其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但她无法证明“外公外婆是自己的外公外婆”，且无法提供“墓碑照片”走简便程序，只得先行离开（据4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法定继承遗产的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即他们都享有继承权，办理继承手续时，上述人员均需到场，或提供放弃继承的凭证。在无法提供法定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的情况下，公证机构要求提供墓碑照片，借以佐证死亡事实和亲属关系。本来，这是业内公认的便民之举，能降低当事人举证负担。而遗憾的是，刘女士外公外婆的墓地上没有墓碑，只是一个“土坟头”，因此“简易程序”也不能使用了，领取母亲遗产的事情就变成了遗憾。

　　刘女士的经历并非个案，此前媒体就曾报道过多起，如让年近七旬的老人为离世近百年的祖父母开“死亡证明”，证明“我爸是我爸”才能取病逝父亲的住房公积金余额……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公民需要处理的遗产事宜逐步增多。一些群众面临的遗产继承情形相对复杂，群众和银行及公证机构之间，关于金融政策和服务方面信息的不对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的获得感。

　　继承遗产，当然需要谨慎对待，防止有人“冒名顶替”，防止出现“继承纠纷”。但是，因为不能提供“墓碑合影”而影响遗产继承的办理却着实值得反思。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人的墓地都留有墓碑，也不是所有的“墓碑合影”都能有效证明亲属关系。从本质上说，“墓碑合影”的证明方式欠缺人性化，放在科技时代就显得十分可笑。

　　如今是一个“大数据”时代，此前媒体曝光的一些不法人员借助“大数据”探测到他人社会关系的案例，倒是给我们提供了公民个人信息管理的一个思路。在遗产继承方面，是不是有关部门可以更加主动作为，借助“大数据”的信息共享为遗产继承提供更大方便呢！

　　当前，遗产继承办理如此复杂，说明相关部门间数据尚未全面共享，旧信息未跟上新数据时代。再加上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未完善，在办理小额遗产继承和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业务的时候，按照监管规定，需要继承人提供可表明亲属关系的文件。个别情况继承人无法提供以上文件、也无法从相关部门处获得证明材料的，银行不具备辨别亲属关系的能力，业务办理就会遇到困难。

　　尽管有以上客观原因，相关部门也不能教条，法律要解决百姓实际问题，只要诉求是正当合理的，在百姓无助的情况下应考虑怎么解决，不能一味说办不了。大数据时代，政务及机构服务如何最大程度实现安全便捷地为百姓办事，是基层治理的必答题。“放管服”改革需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信息共享机制是重中之重，政府主管部门要发挥作用，减少信息的梗阻，尽快破除“数据孤岛”，实现全国职能部门数据的互通共享。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奇葩证明”之苦、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