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经《鹤林雨露》所载宋朝崇阳知县张乖崖将盗窃公库1文钱的小吏当场处死的判词，流传很广。案件肇因于一个小吏下班回家，张乖崖发现他神色可疑，经搜查，竟然从小吏的鬓角里找到了1文钱。原来，小吏刚刚到县衙的公库办事，顺手牵羊盗窃了1文钱，藏在鬓角里，自以为安然无恙，没想到竟然被火眼金睛的张乖崖逮了个正着。

　　这个小吏竟然连公库的钱币也敢偷？张乖崖义愤填膺，喝令手下衙役狠狠地打他板子。小吏恼羞成怒，长期在官府当差，他也清楚盗窃1文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大大咧咧地对张乖崖说，我只偷了1文钱，你最多只能打我板子，难道还能杀死我不成？

　　古代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小吏竟然明目张胆地挑战知县，岂不是自讨苦吃？搁在一般的知县，或许也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听之任之了，但张乖崖是当时有名的铁面知县、侠客文人，哪里容得手下小吏当众挑衅，为所欲为，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判词，并自己动手，将小吏当场斩首处死。

　　张乖崖将恶意挑衅的小吏当场处死，似乎大快人心，毕竟小吏盗窃公库钱币，又故意顶撞知县，挑战国家法律。但这似乎应了那句古话，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不犟一个耳，一犟三个耳。以态度决定刑罚，与罪刑责相一致的司法原则背道而驰。

　　居中裁判的法官，切忌感情用事，以个人好恶决定罪刑轻重。

　　张乖崖的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之所以流传很广，是因为其中蕴含了深刻的哲学道理：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

　　作为警示教育，前车之鉴，“千日千钱”有其积极意义，但将其作为定罪量刑甚至于判处、执行死刑的依据，就值得推敲，甚至于完全站不住脚。毕竟，“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只是纯粹的逻辑推理，小吏事实上只盗窃了1文钱，而“千日千钱”，只是一种可能，并未成为现实。而定罪量刑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主观臆断，以想象、推断作为定罪量刑处罚的依据。

　　“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看起来很美，其实，既不合乎古代的司法要求，更不合乎现代司法理念。

　　犯罪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行为，必须从量变达到质变，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从古到今，赃物的多少都是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与依据。如果盗窃1文钱就作为犯罪定罪量刑甚至于处死，就不是罪刑责相适应，而是滥用刑罚，不仅不利于惩罚犯罪，反而混淆罪与非罪。重刑滥罚，并非惩治犯罪的灵丹妙药，而适得其反。即使是人们深恶痛绝的官吏监守自盗类的职务犯罪，也必须以一定的涉案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才符合公平正义与司法效益。

　　当然，我们并非吹毛求疵，苛求古人，而是闻者足戒，提醒今人。“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往往是被人们作为古代经典判词推广的。其实，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并不科学合理。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欣赏古代判词，不能只是满足于语言文字的形式，而应该内容重于形式，而不能以讹传讹，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接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