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臣阿桂与其父阿克敦皆以科举入仕，有“父子大学士”的家风美誉。乾隆初年，阿克敦历任刑部侍郎、尚书十余年，熟知司法事务，并常教导阿桂。一次，阿克敦突然问阿桂道：“朝廷一旦用汝为刑官治狱情，宜何如？”阿桂不假思索地答曰：“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无使轻重。”此语本是尊法崇法之言，谁知阿克敦听后怒骂：“是子将败我家，是当死！”阿桂茫然，惶恐请教。阿克敦曰：“如汝言，天下无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之罪，尚足问耶？”

　　阿克敦之意，乃指“法不可用尽”，制定之法在前、理应遵从，但用法之人当以宽仁之心驭之。世人常言国法无情，却不知法有大爱；世人常言文字之法，却不知仁政之法。所谓“法律的温度”，其实一直藏于法中，只是司法人员须具有良知和智慧，才能感受并释放法律的温度。

　　袁枚离京外放南京溧水知县时遇一起文字僭越案。“老学究”程木生为过世好友易振公撰写讣文，称其德泽乡里，常“赦免”困难佃户的欠租和利息。“赦”，乃皇帝谕旨中专用字。一名叫孙幼之的人因与易、程两家皆有宿怨，便持此讣文到溧水县衙状告易、程两家大逆不道、图谋不轨。袁枚深知“词涉悖逆”，须认真对待。他审问得知，程因《四书》中有“赦小过”之语故尔用之，实无他意；亲往程、易两家搜查藏书及信札，查证确无狂逆悖谬文字，便确信是程木生引书失检才妄用“赦”字。然而，兹事体大，须在判词上下番苦功。

　　袁枚引用乾隆皇帝上谕中有关严禁地方官捕风捉影、挟嫌报复的语句，又指明“本案程木生既于一‘赦’字而外，别无悖逆之迹。势不能以一字之失检，而查抄家族，株累多人，以快冤家倾陷之私意。此风一开，人人自危。更非朝廷奖恤士类之至意。”但袁枚也认定程木生引书失检，实属“僭越”；然而大清刑律中没有针对“僭越”设治罪条文，只有“违禁”的刑罚规定，故对程木生以触犯违禁律论罪，“杖一百、徒三年”……

　　袁枚处理此案时对立法本意的理解、对客观事实的查证、对风俗教化的兼顾，均启示我们执法断案之时，当谋社会治理之事。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因众多即将秋后问斩的囚犯日夜嚎哭不止，大理寺卿便奏请唐太宗提前行刑。唐太宗亲审得知，死囚之哀乃因牵挂家有高堂不曾安顿、或一脉单传未续香火等身后事未了，于是决定释放三百九十余名死囚与家人团聚，并约定来年秋天回来就刑。至约定之日，被释放回家的死囚全部自动归案。世人皆叹服太宗仁德化育天下，使死囚全人道、知信义。白居易《七德舞》中一句“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让这个“大团圆”故事更添神采。

　　至北宋年间，欧阳修却写下一篇《纵囚论》，指责唐太宗“逆情以干誉”。其论“纵囚”，实有“三不”：一是仅以德化感召死囚之说，不足信。“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死囚实非信义君子，或是受君权威慑“被复归”亦未可知。二是德化为表、利害为实之事，不足誉。死囚复归实乃“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死囚知逆皇帝之“好意”断无活路可言，复归或有“苟且免死”之可能，实为双方相互揣测、各取所需的“利益博弈”！三是有逆人情、不可为常之举，此法在史上仅一试而已，不为后世所效法；如果屡纵屡赦，则“杀人者皆不死”，显然更悖逆常情。世人未必都赞同《纵囚论》的观点，但不能忘却欧阳修的善意劝诫——“治世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春秋郑国子产患病期间，以其执政二十多年的内政外交之心得告诫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病故后，大叔为政，不忍严酷而行怀柔，故郑国多盗，啸聚水泽。大叔方知“宽难”，悔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故兴兵除盗，尽杀之，盗匪之势才稍有遏制。

　　孔子评价此事道：“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自古宽严之度，实难把握！以子产之意，猛火如法，使民畏之而少有触法取祸，庸人亦可用之；仁德如水，使民教化而能遵纪守法，此法仅“有德者”方能驾驭。但无论是执法办案还是社会治理，都不是简单片面的宽严对立抉择，而是宽严皆须有度、取舍相得益彰。1902年赵藩劝诫时任四川总督岑春煊调整治蜀策略而作武侯祠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即是为言明此理。

　　司法与政治、办案与治理本是同根同源、理当融为一体，司法人员应当既知条文之法、亦通治理之法，既知惩戒之法、亦通和谐之法，既知治标之法、亦通治本之法，既是熟知执法办案之术的专业人才、亦是通晓经世致用之道的治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