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是儒家推崇的孝义伦理，受儒家礼教浸润，复仇在传统社会一向获得较高的民意认同。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逐步强化，法律对复仇经历了从公开允许到限制，再到严惩不贷、依法规范的过程。“国法断不能将杀人权交给人民，凶犯只能受国法的制裁。”秦汉时，法律已禁止复仇。从国家立场上看，任何人都没有生杀的权力，无罪之人不得相杀，有罪之人更不得擅杀，复仇尽管出于孝道大义，但本质是擅自杀人。复仇凸显了儒家礼法与国家律法之间的矛盾，围绕复仇案中的情理法冲突，我国古代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法外施仁程序。

　　《陕余丛考》载：“汉郡县守令皆有专杀权”“刺史、县令杀人不待奏”。不同于后世死刑案件需奏请皇帝核准，汉代地方行政长官有权直接判处死刑。复仇尽管可以赢得人们的赞赏和钦佩，但地方官员无权突破法律规定从轻处罚，一般上奏君主请求宽免复仇的孝子。如在东汉建武末年的房广复仇案中，房广为父报仇杀人，入狱后得知其母病死而哭泣绝食，县令钟离意允许房广回家办理丧事，房广处理完丧事后主动回到狱中，钟离意认为房广有悔改之意、服刑之行，上奏请求减免处罚，光武帝赦免了房广刑罚。东汉时期著名的赵娥为父复仇案、缑玉为父复仇案都被君主赦免刑罚。

　　魏晋南北朝开始死刑案件应奏请核准，不得擅自刑杀，由于政局动荡，赦宥成为了维护统治、解除内忧外患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统计，东晋建国百余年频繁实行大赦，共83次之多。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前后历时170年，共执行恩赦达255次，其中大赦142次，呈泛滥趋势。这一时期的复仇如北魏的孙男玉为夫复仇案、北周的杜叔毗为兄复仇案、南齐的闻人复为父复仇案、南梁的张景仁为父复仇案等等，都获君主赦免。

　　唐代对赦免过滥问题进行了理性反思。韩愈在《贺赦表》中提出了“慎赦”主张，白居易在《议赦》中指出，“赦之为用，用必有时，数既失之，废亦未为得也”，认为赦免有利有弊，虽展示了君主的德政，但也会放过犯人的罪行，应谨慎对待。因此，唐代皇帝若赦免孝子，不仅不能像以往那样得到歌颂，反而会面临反对或批评。如徐元庆复仇案中，同州下邽县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徐元庆为了复仇改名换姓，伺机接近并杀死赵师韫后，自缚报官请罪。武则天被徐元庆的行为感动，拟赦免其死罪，但陈子昂等人强烈反对。陈子昂认为：“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其主张得到众人赞同。

　　再如唐宪宗时的梁悦复仇案：富平县人梁悦杀死杀父仇人秦果后投案自首，案件上奏圣裁，唐宪宗犹豫不决，遂命令尚书省讨论辨明。韩愈深刻指出了复仇案的两难：“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其端矣。”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梁悦替父报仇是他身为人子应尽的义务，如果剥夺了孝子复仇的权利，那么亲情和圣训就将受到违忤；如果允许复仇，人们就会不顾法律而去杀人，如何协调情理法冲突？韩愈提出，“凡复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建议复仇案件由地方上报中央，尚书省集体商议拿出初步意见，最后由皇帝权衡后决定是应否法外施仁。

　　韩愈的主张得到采纳，唐代由此建立了专门程序处理复仇案件。宋代承袭了唐代的做法，在《宋刑统》中首次规定复仇案的司法程序，要求基层司法官员根据上请制度，将复仇案逐级层报皇帝决定宽免与否。统计显示，唐朝14例复仇案中，共赦免6个、不予追究责任的1个、减刑2个，另外3个被判处死刑。宋朝14例复仇案中，1个被判死刑，其他均被赦免或减轻处罚。

　　明清时期，法律一方面在实体上规定复仇可以减轻处罚，如《明律》规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另一方面，对复仇案的法外施仁，程序仍坚持上奏请君主最后裁断。

　　乾隆时期的赵宗孔复仇案中，赵宗孔的父亲在械斗中被赵粃麦所伤，后重伤身亡，赵粃麦拟绞监候，遇赦减为终身流放，后服刑期满依法释放回到原籍，赵宗孔为复仇而将赵粃麦杀死，山西府尹拟判赵宗孔杖一百和终身流放，刑部否决了府尹判决，拟判绞监候并奏请乾隆核准。

　　乾隆认为，法律已经制裁了赵粃麦杀害赵宗孔之父的犯罪行为，“只因遇赦减流，十年无过，释回原籍，并非幸逃法网，是揆之公义，已不当再挟私雠……若尽如赵宗孔之逞私图报，则赵粃麦之子，又将为父复仇，此风一开，谁非人子，皆得挟其私愤，藉口报复，势必至仇杀相寻，伊于何底”。如果这种情形允许复仇，那么赵粃麦之子将来也为父复仇，如此循环报复，必将永无休止。乾隆因此决定，“将赵宗孔入于缓决，永远牢固监禁”，并著“嗣后各省遇有此等案件，俱照此办理”。显然，乾隆尽管反对这种挟私仇的“复仇”行为，但对孝子仍予以从宽处理。

　　综上，可以总结古代复仇案法外施仁的基本路径：杀人罪是重罪，依法应判死刑，不论是主动投案，还是自缚报官请罪，复仇者、司法官都清楚地意识到“杀人者死”“杀人偿命”，复仇行为依法应被严惩，法律须无差别地惩治包括复仇者在内的一切犯罪；地方和中央的司法官尽管对复仇者心生同情、怜悯和敬意，却没有突破实体法规定法外施仁，而是层报君主，请求对复仇者法外施仁。复仇案件中的“法理”与“人情”泾渭分明地交由不同主体作出权威判断——司法负责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法外施仁交由君主赦免，以弥补法律缺憾。

　　梁漱溟曾深刻指出“法理”与“人情”之间的关系：对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第一要提起公诉，不公诉不足以维持民国初年刚建立的法治；第二要当庭特赦，不特赦不足以维护学生的爱国热情。赦免的核心理念是“宽恕”，本质是对罪犯的恩惠，它直接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无原则宽大犯罪人、降低司法权威，但作为一种灵活的行政手段，它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补救和矫正功能，在法律自身不能实现正义结果时施以正义，较好地平衡情理法冲突。

　　时至今日，世界大多国家赋予行政长官赦免权，如福特总统曾无条件赦免尼克松，克林顿总统任期最后一天签署了141个特赦令，去年日本德仁天皇即位大赦……这种通过不同的权威主体调节利益冲突、衡平社会关系、弥补法律不足的做法，值得我们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