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越是推移，近乡情怯的游子之心便越是深埋心底。但故乡终究不是一种名分上的记忆，而是儿时的玩伴、家乡的老师，乃至一草一木的陪伴。不在乡村生活十年八载，便无法体会这种情感。

　　看了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特别是看到《最后一课》片段时，仿佛穿越时空置身其中。童年那些乡村上学的记忆涌上心头，仅有的两名代课老师黑板前疾书的身影，一如昨天的画面，让我情不自禁淌下泪水。

　　作为80后尾巴出生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改革思潮蓬勃的时代，但偏远的乡村犹如电影中描述的那般光景，贫穷、破败。

　　199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我所在的村小公办老师纷纷外出寻出路，学校没有老师，一度让村子里的学生到十几里外的乡里上学。交通还基本靠两只脚的年代，冬天厚厚的积雪要孩子们天不亮就起床提着火盆冒雪徒步几小时，最后大部分孩子只能辍学在家。

　　后来，村子里有两个上学较多的农民愿意代课，这样，村小才又办了起来，才有了既是老师又当农民的王老师和冉老师。

　　说他们是老师，感觉他们什么都会。一个老师上两个班，但音乐、美术、书法、体育都没有落下。我现在写的毛笔字、认识的五线谱、喜欢的篮球运动，底子都是小学两位老师打下的。星期三的音乐和星期六的体育课，我们期待新歌、新项目的迫切心情，现在仍然能够深深感受得到。

　　说他们是老师，因为现在想起来依然是敬畏。乡村发大水的时候，小小的河沟往往波涛汹涌，没有桥，但孩子们都习惯打着伞在河边集结，等着老师来一个一个背着过河。水实在太大的时候，河对面的孩子们就要羡慕我们这些不用过河的孩子了——他们过不了河上学。不过，有一次我一篇课文没有背下来，一直被老师留到暮色沉沉，天太晚了，吓得我不敢回家，只好借宿附近的外婆家。

　　说他们是老师，因为记忆中有他们的温暖。当时小学厕所是旁边农家的猪圈，两块木板架在一个粪坑上，冬天木板上面结了冰，有一次一个孩子踩滑了掉进粪坑里，老师赶紧把他拉起来，生着旺火给他烤，打热水给他洗，把他的解放鞋烘干。有段时间中午开始要带饭，但有的孩子带得很少，老师就把自己带的饭分一些出来，他们自己就饿着肚子上课。

　　说他们是老师，也是农民，因为他们领的工资比正式老师低很多，需要种地才能养家糊口。好几次师娘到学校来都抱怨家里啥啥啥没人干，特别是抢种抢收的季节，两位老师还要天快黑了才回家，可见师娘承担了大部分农活。我们学校前面有两三亩地，算作当时的校产，两位老师在上面种了玉米、土豆和蔬菜。我们每周有一节劳动课，拔草、掰玉米、挖土豆、清除废烟叶，比赛着看谁掰最多的玉米、看谁偷懒掰得最少……

　　时光变迁，我们这批乡村孩童进入城市，繁忙的工作让我们很难很少回乡，只是听说两位代课老师代课差不多三十年了，因为转正考试没有通过，被遣散回家当“专职农民”去了。再后来，听说我所读的乡村木屋小学已经迁建成钢筋混凝土了，但是因为正式老师不够，就又把冉老师请去上课，但身份没变，仍然是——代课教师。

　　学生能为老师做的，实在太少太少。只是，每次被点燃的乡愁里，一定有他们，一定有那些时光里的画面，一帧一帧，清晰如在眼前。

　　（刘开伦，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