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奔涌的豪情，曾经无法释怀的芥蒂，也许最终都会化作细碎的柔情。
动画片《长安三万里》，以1200多年前那场搅动天下的安史之乱为背景，美轮美奂地为我们呈现了李白、杜甫、高适三位诗人之间真挚而坚定的友情。那么，在三位大诗人的这段人生经历中，有没有比电影呈现的“美轮美奂”更让人震撼、感慨之处呢？
一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的正月初七（人日），时任蜀州刺史的高适给旅居成都的杜甫写诗慰问。这首诗名为《人日寄杜二拾遗》，写得极为用情，但杜甫收到后似乎反应很冷淡，直接搁了起来。直到将近十年后取出重读，才为之泪目。
杜甫当时的冷淡，可能就与李白有关；而追根溯源，李白、杜甫、高适这三位多年好友的关系发生突变，又与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的一项重大决策——“制置”有关。
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756年6月，潼关失守，长安沦陷在即；6月12日，唐玄宗仓皇西逃；6月14日，发生马嵬坡事变，杨国忠、杨贵妃被杀，太子李亨留下主持平叛，唐玄宗继续逃难。
就在逃亡途中的7月15日，唐玄宗听从大臣房琯的建议，让自己的几个皇子分领天下，主要是：太子李亨主持北方，永王李璘（太子的弟弟）负责南方，这就是“制置”。可唐玄宗不知道的是，就在三天前的7月12日，李亨已经在灵武即了皇帝位（唐肃宗）。7月28日，唐玄宗到了成都，直到8月12日，灵武的通报才到达成都。玄宗只好派房琯等几位大臣给李亨送去玉玺，自己宣布禅位。
这一番阴差阳错，让大唐的危局雪上加霜。对唐玄宗来说，“制置”的决策也许符合“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理财观，可唐肃宗已经当了皇帝，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天下让弟弟“分一杯羹”，而永王李璘那边，还在坚决执行“制置”之策，聚集人马沿长江东下，要去收拾南方的半壁江山了。于是，一场皇家内部的激烈冲突上演了。可叹的是，李白、杜甫、高适三人都被卷入其中，而且分属三个阵营。
先说高适。他当时就在玄宗身边，对“制置”切谏不可。这个态度被唐肃宗得知后，高适很快被委以重任。756年12月，高适担任御史中丞、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前往南方对付李璘。而几乎就在同时，隐居庐山的李白应邀加入了永王的队伍，并写下了著名的组诗《永王东巡歌》。不久后的757年2月，永王失败被杀，李白也锒铛入狱。
李白该当何罪？这在当时成了一桩“要案”。为救李白挺身而出的重要人物，史书明确记录的就有郭子仪、张镐、宋若思等高官。可是，近在咫尺、身居高位、作为李白老友的高适，选择了缄默。
关于这桩历史公案，郭沫若在其名著《李白与杜甫》中着重提及。他认为，李白当时也是高适的讨伐对象，李白入狱是否出于高的指令不得而知，但他至少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就这样，李白、杜甫、高适三位大诗人之间多年的友谊，成了风雨飘摇时代的牺牲品。
电影《长安三万里》抓住了这个动人的历史题材，但反其意而用之，以动画片的形式展示出一段“爱你经得起考验”的如诗般美妙的友情：高适不说话是为了避免“害了李白”，郭子仪为李白求情，也是高适写信招呼的。
真相究竟如何？
二
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接下来，高适在诗中谈到自己的处境。那么，高适、杜甫是怎么来到蜀地的？他们重逢后相处得如何？
先说杜甫吧，事情还得从“制置”说起。安史之乱前，杜甫一直在长安过着潦倒的求职生活，终于在战乱爆发的前一个月谋到一个小官；756年8月，杜甫被叛军抓获，被困在长安；757年5月，杜甫出逃凤翔投奔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但是，杜甫与宰相房琯渊源深厚，而房琯又是玄宗那边的——房琯被唐肃宗打击，758年6月，作为“房党”的严武、贾至、杜甫等人也都被贬谪。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并于759年夏季弃官赶往秦州，又经过半年的辗转奔波，在这年年底到了成都。
高适来得更早一些。平定永王之乱后，高适又参加了解救睢阳之围的军事行动，可惜援军晚到了几天，睢阳失陷，张巡、许远遇难。高适写了一篇《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文中有“十城相望，百里不救”的句子，反映出官军内部的种种乱象。也是因为这种敢说话的风格，高适受到皇帝亲信李辅国的谗言，被贬了官。他先是在洛阳当了一阵太子詹事，759年5月，被任命为彭州刺史——次年改任蜀州刺史，先于杜甫半年来到了四川。
“诸侯非弃掷”，当时身在陇右的杜甫还写信宽慰过高适。但在高适看来，刺史虽也是一方大员，但比起节度使还是降了，而且远离中央，这对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他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打击。“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高适的话风还是这么直接。
“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虽然分属不同阵营，心底难免有芥蒂，但高适与杜甫在四川的这几年相交，总的来看还算温暖。两人有会面，有书信往来，高适作为兄长和高官，对杜甫也尽到了资助之谊。不过与杜甫的另一位好友比起来，他们的交往就显得有些“淡如水”了。
“你知道严武有多厉害！”电影里的这句台词很传神。严武是真的厉害，这位比杜甫还小14岁的“大人物”，在蜀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公元761年12月，严武以成都尹、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的身份来到蜀地担任最高长官，杜甫再也不用发愁“茅屋为秋风所破”了。两人过从甚密，唱和频繁，亲密度肉眼可见。可惜仅仅半年以后，严武又被调往中央，杜甫亲自送行，一直送到绵州。严武走后，高适接替了成都尹的职务，但此后的两年，杜甫没有再居住成都，而是在梓州、阆州一带停留。他还一度决定离开四川，连饯行酒都喝过了，但没走成，因为764年2月，严武又来了。
严武这次入蜀，与蜀地的危急形势有关。当时安史之乱刚刚结束，吐蕃对大唐的威胁又严峻起来。763年7月，吐蕃占据陇右，10月，一度攻陷长安。高适在蜀地训练军队，出兵吐蕃边境，希望以此牵制吐蕃兵力，但没能奏效。这年12月，吐蕃又攻陷了蜀地的松洲等三个州，高适不能援救。严武来蜀后，形势很快扭转。764年9月，严武领兵击破吐蕃7万大军，开疆拓土几百里。
也是这一年，严武表奏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765年4月，还不到40岁的严武突然病逝，杜甫后来为他写出了“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的句子。相较起来，杜甫对高适成绩的评价就差了不少，甚至在四川危急的时候，还写诗讽刺过。
如此看来，《长安三万里》结束部分对高适形象的“塑造”，人为拔高的味道过于浓厚了，尤其是片中对高适“暗救李白”的想象力发挥，有些地方明显与史实和常理相悖，但艺术创作的取舍与改造本来就是如此。
那么，高适与李白的那次后期相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以辩证的眼光来看，现实世界其实很少有非黑即白的答案，只能说哪种理解更接近真相罢了。就拿杜甫与严武的交情来看，那么亲密无间，但史书还是留下了严武欲杀杜甫的记录。“纯粹”的答案往往经不起繁复世事的丈量，也更难阐释高适这样一个历经磨难与成功的复杂角色的内心世界。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有可共情、同理处，但也不可能完全契合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三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这首《人日寄杜二拾遗》，被认为是“高适晚年诗作中少有的动人篇章”。但在杜甫读来感受就未必如此：它太突出距离感了。当时杜在成都，高在崇州（蜀州刺史驻地），相隔不到百里，怎么还说“遥怜故人”呢？末尾还在强调“两千石”（刺史俸禄）和“东西南北人”的对比。想当年（744年）李、杜、高三人同游梁宋齐鲁之地，何等亲密畅快，一贵一贱之间，变化这么大吗？
那么，高适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成长在开元盛世的高适与李白、杜甫乃至所有人一样，有着乐观无比、豪情满怀的青年时代，但接下来的坎坷，让他们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路。
从20岁起，高适在生活外观上与李杜差不多：隐居、交游、求职，但细考起来，高适又是那么与众不同。
从物质生活上看，高适诗作中很少有李白式的挥金如土、杜甫式的潦倒求助。他很清贫，但愿意自己耕田、钓鱼，游历中他颇具侠客风范，同时也能留意民生和政事，常做一些冷静的思考。
从诗风来看，高适与岑参合称“高岑”，同为盛唐最杰出的边塞诗人。以文学成就论，一般认为岑参更突出，他的诗作奇伟瑰丽，充满文人式的想象力。高适则文笔朴直，但慷慨悲凉、直抒胸臆，尤其是他能够洞察边疆、军旅中的一些弊端，这些元素恰恰是岑诗所缺乏的。
面对磨砺和苦难，高适展现出诗人中少有的坚忍和定力。他中年坎坷，48岁才谋得一个县尉的职位，三年后辞职；52岁又在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手下做了三年幕僚。安史乱发，他跟随哥舒翰守潼关，溃败；跟随唐玄宗入蜀，后又到凤翔辅佐唐肃宗，55岁的高适终于得到一展抱负与能力的机会。
“务功名，尚节义”，《旧唐书》对高适的这个评价相当精准，但对任何人来说，功名与节义都不放弃，这太难做到了。当了大官之后他依然仗义执言，不惜得罪权贵，这对历经贫困的大人物来说，确实少见。他屡次掌管地方，都能做到“政存宽简，吏民便之”，与出身高贵的严武相比，这是个巨大反差。
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晚年诗作中流露的柔情。“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你是否想起了“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位曾经襟怀豪迈、军旅倥偬的志士，而今身居高位、书剑俱老、人已龙钟，竟修炼出了如此的柔肠。也许4年前与李白的那次交集中，地位骤升的他还缺乏如此的情怀吧？这样的“老”，可以说是一种超脱、一种善意、一种温情；这样的“老”，更有一种深沉的魅力。恩怨、是非、利害，也许都还在，这点柔情也未必人人都能立刻领会，但这就够了。
数年之后，流落湖南、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杜甫再次打开这首诗时，不禁“泪洒行间，读终篇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