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上承金文，下启小篆，字形结构与《石鼓文》相近，方正朴茂，笔画匀称；结体粗细不一，欹侧多变；线条光洁劲挺，端庄流美，为今人了解汉字从甲骨文至金文至大篆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

　　战国末期，秦楚争霸天下，两国势均力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秦国为取得胜利，从三个方面对楚国采取谋略攻伐：一是在正面战场展开军事进攻，不断蚕食楚国土地；二是通过外交手段，以连横策略瓦解楚齐联盟，翦除楚国羽翼；三是以“巫术邪法”，安排巫师在名山大川神前祭礼祈祷，历数楚王罪孽、乞求神灵保佑、咒诅楚国败亡，并刻文勒石埋于土中。其中最后一种，被后世统称为《诅楚文》，与享有“石刻之祖”美誉的先秦《石鼓文》齐名，深受历代学者瞩目。

　　《诅楚文》相较于先秦其他石刻文字，内容最易读易解，其大意是：秦穆公和楚成王当年通婚结姻，订下子孙万世毋相不利的盟约。如今，楚王违约，结盟诸侯伐秦，秦王因此遣使宗祝（官职名，职掌祈告祖宗及鬼神）到名山大川求告神灵，祈求让楚国接受惩罚。所谓“诅”，就是“咒”的意思。秦楚相争，最后以秦胜楚败而告终。秦国战胜楚国，与《诅楚文》自然毫无关系，其内容夸大不实、荒诞不经，但其奇谲诡秘的构成和演绎，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诅楚文》刻石共三块，字数稍有参差，文句首尾略异，内容基本相同，后人根据它们所祈神名不同，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告巫咸文》《告大沈厥湫文》《告亚驼文》。

　　《告巫咸文》石刻今存326字，有34字漫漶不可辨认，于北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出土于凤翔（秦国都城，古称雍城，今陕西凤翔区）开元寺，“巫咸”为巫师的祖师。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将此石移至知府便厅，赋《诅楚文诗》并作序以纪，宋徽宗后又将它收归御府。

　　《告大沈厥湫文》石刻今存318字，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在朝那湫（古称雷泽，为伏羲出生地，今甘肃平凉市西北）旁为农民耕田掘得，“大沈厥湫”是水中之神。熙宁元年（1068年），渭州知州蔡挺将此石移至官廨。5年后，蔡挺升任枢密副使，调任南京（即宋城，今河南商丘市）御史台，他携石而往，藏于住宅。绍兴八年（1138年），宋州知州李伯祥雅好古文，又移至官廨。

　　《告亚驼文》石刻，据元代周伯琦《诅楚文音释》记载：它于北宋时期“出于洛（今正宁县东约六十里处），亦蔡氏（蔡挺）得之，后藏洛阳刘忱家。”宋代董逌《广川书跋》指出：“亚驼即滹沱。”但后人多有疑义，认为它是伪刻赝品。一是滹沱水在今河北，何以此石出土洛阳？二是洛阳并非秦地，怎会埋着秦国石刻？郭沫若先生认为，文中驼字从“马”，写法不古，因此断言是伪作；而且南宋《绛贴》《汝贴》只收《巫咸》《厥湫》而不及《亚驼》，蔡挺得后也未将它同《告大沈厥湫文》一起带至南京，显然，宋人已然知道它并非真品。

　　《诅楚文》自北宋出土以后，因记载了历代文献中缺失的史实，所以受到后世文人的关注；又因它刻勒时代不见史书记载，故后世学者对此争论颇为激烈，如宋代方勺在《泊宅编·秦诅楚文跋尾》、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秦祀巫咸神文》、王柏（鲁斋）在《诅楚文辞并序》中，纷纷题咏、著录、注释、考订，发表各自见解。现普遍认同《诅楚文》作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此外，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对《诅楚文》评价甚高，米芾在《自叙帖》中说：“篆最爱《诅楚》《石鼓文》。”董逌誉之：“书尽奇古，间存钟鼎遗制，抑或杂有秦文，盖书画始变者也……文辞简古，犹有三代余习，非《之罘》《琅邪》可况后先，此其为可传也。”明代何景明《观石鼓歌》赞曰：“《之罘》《诅楚》几埋没，此石照耀垂千春。”

　　宋金交战之后，《诅楚文》三块石刻皆去向不明，原拓本也了无踪影。因此，流传至今的传世拓本非原石原拓，均为北宋以后的重摹翻刻，以致个别文字在各拓本中显现不同写法，其中以南宋《绛帖》最具代表，系合并《巫咸文》《大沈厥湫文》而成的摹刻本，而《汝帖》则略有删节。民国时期，《诅楚文》的刊印本较多，郑振铎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亦收录《绛帖》《汝帖》的翻刻拓本。

　　《诅楚文》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上承金文，下启小篆，字形结构与《石鼓文》相近，方正朴茂，笔画匀称；结体粗细不一，欹侧多变；线条光洁劲挺，端庄流美；用笔收放自如，其中收笔多呈尖状，率意自然，风貌接近秦代小篆，为今人了解汉字从甲骨文至金文至籀文（大篆）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因而受到历代书家的钟爱，对研究先秦时期的文字和书法，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字学价值和书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