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治文艺重要题材之一，检察题材的文艺作品在弘扬法治精神、坚定法治信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的文化氛围贡献了检察文艺力量。
为全面展现中国检察影视剧的艺术成就与特色，本版分两期刊发两篇相关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执政理论，决定了文艺的“人民性”始终是中国文艺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
近年来，以新时代检察工作为题材的影视文艺作品不断涌现，从《人民检察官》《人民的名义》《因法之名》《决胜法庭》《巡回检察组》《你好，检察官》《公诉》等电视剧热播，到《检察长》《馨海蝶》《无法证明》《青春检察官》《黑金危机》《无罪》《我是检察官》《伪证》《检察风云》等电影上映，这些检察题材的影视文艺作品不断涌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文艺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高扬人民性的文艺道路中阐述检察工作的时代之变，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筑牢信仰之基。
走进实践深处，观照现实生活
不同于一般影视作品，检察机关的政治属性和检察工作的专业特性对从事检察题材创作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为视角，描绘新时代法治进程中普罗大众的现实生活？如何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描绘“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深入生活、深入司法实践，才能最大限度还原在场感，减少疏离感。
作家周梅森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了创作《人民的名义》，“……我去了南京的浦口监狱，与一些落马官员、检察院及驻监检察所的干部开了几个小型座谈会”。编剧赵冬苓在创作《因法之名》之初，也曾多次深入检察官生活，与检察业务部门座谈，对办案检察官进行采访，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历时4个月才完成了12万字的故事大纲。走进检察机关、走进案件卷宗、走进案发现场，面对一页页卷宗、一桩桩案件，通过采访采风的方式，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活在文艺工作者面前敞开，从“幕后”走到“台前”，呈现出不同样态的不同群体。
纵观检察影视文艺作品，以公平正义这一视角对剧中角色可划分为三类群体。一是公平正义的寻求者，这类群体主要聚焦于因受到不公正遭遇而努力寻求公平、期待正义的普通群众。《人民的名义》中因官商勾结导致员工股权利益受损，大风厂工人群体以奋力护厂来对抗不公，维护自身权益。《因法之名》中通过许志逸杀妻案得以平反，展现了冤案背后十七年来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生存境况。《无罪》通过对张氏叔侄在监狱内从坚持申诉到放弃生命再到重拾信心的讲叙，展现了平凡人在寻求公正这条路上的心路历程。
二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这类群体的塑造主要是以检察官、法官、警察、律师等角色为主。《检察风云》中，在杂乱线索中抽丝剥茧寻找真相的检察官李睿，为了保护证据不顾个人安危的检察官张有成，他们从强奸案、故意杀人案一步步能动履职，在正与邪的较量中维护公平正义。《人民检察官》中反贪局局长方大庆和公诉处处长夏静茹，不仅有着过硬的专业能力，还有着坚定的法治信仰，面对犯罪分子的打击报复，方大庆义无反顾、毫无畏惧，在斗智斗勇中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面对王顺案可能是冤案时，夏静茹顶住压力、迎难而上，最终还王顺及其家人以公平正义。《人民的名义》中的侯亮平和赵东来，面对已经走上歧路的腐败官员，他们政治立场坚定，通力协作以人民的名义保护人民。《决胜法庭》中精英律师叶紫琪，面对自己父亲的犯罪证据时，在情与法的挣扎中选择尊重法律，完成从“胜利即正义”到“正义即胜利”的蜕变。
三是公平正义的践踏者。戏剧冲突往往来源于对抗，这种对抗在此类作品中通常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围绕公平正义这一主题，还存在一类群体，他们或屈服于权力，或沉沦于金钱、美色。《黑金危机》中安监局长柏文江、国土局长孟云禄、城管局长秦穆与矿业集团董事长邱承德勾结，置矿工生命于不顾，掩盖煤矿爆炸案真相，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人民检察官》中大型国企集团董事长金铭山和《人民的名义》中执法者祁同伟，一个曾奋不顾身去救人，一个曾在缉毒战场上冲锋陷阵，但他们却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迷失了自己，曾经的光荣与梦想不复存在，俨然从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沦为了践踏者，阻碍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紧扣时代脉搏，体现人民法治需求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面对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新期待，检察机关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从《无罪》到《因法之名》，冤案平反让无辜者重获自由，从《人民的名义》到《黑金危机》，正风反腐让贪腐者无处遁形，从《巡回检察组》到《伪证》，扫黑除恶让人民更有安全感。影视文艺作品紧扣时代脉搏，从最能反映人民群众需求的地方着手，记录时代、书写时代。
2013年7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检察机关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纠正冤假错案的制度性文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把天理、国法、人情融为一体，以群众看得见的方式捍卫人民权利，维护司法公正。2018年9月上映的电影《无罪》以“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为原型创作，讲述了张云平叔侄二人含冤入狱后，驻监检察官张红旗在发现案件疑点重重后，坚持帮助他们调查。虽然写出的信件石沉大海，但他咬牙坚持；虽然张云平想放弃申诉了结生命，但他不离不弃。
2019年4月首播的电视剧《因法之名》中每天去检察院申诉的刘成老大爷，因在文革时被判强奸罪坐了一年牢，可是“那件事不是我干的”一直让他坚持了四十年，或许对别人来说毫无价值，但是对他来说清白就是尊严、就是他的生命，他从未放弃过对公正的追求，他要以“看得见的方式”为自己证明，最后在检察官和律师的帮助下，法院为他破例举办了一场宣判无罪的仪式，“因法之名，依法改判，还刘成清白”。此刻，声音回荡在法庭，公平正义被看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打虎”“拍蝇”“猎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的名义》带着时代的烙印应运而生，通过塑造一系列角色丰满的人物形象，反思官员走上贪污腐败道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避免了脸谱化、扁平化的倾向，从而更具有现实性和警示性。别墅里私藏2.3亿人民币却在破旧居民楼里吃着一碗简单面条的国家部委某司项目处处长，英雄出身却在胜天半子的执念中将权力异化成自己工具的祁同伟，他们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就是在面对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时，从本应为人民谋幸福，到只为自己谋利益。理想信念的崩塌，个人私欲的放纵，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人民利益，侵蚀了党的肌体。同样，在《检察长》和《黑金危机》等影视作品中也深刻诠释了惩治贪腐的生动实践。
2020年12月首播的《巡回检察组》是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背景，在巡回检察组重启“九三零杀人案”过程中，随着检察官冯森调查的深入，挖掘出黄四海杀人案、检察官罗欣然被追杀等多起恶性犯罪事件，在武强、冼友文等人相继被查后，以黄雨虹为首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检察机关通过打伞破网、打财断血真正做到了“是黑恶犯罪一个也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也不凑数”。
2021年4月上映的电影《伪证》，将目光投向农村的黑恶势力，村头恶霸张德福为了掩盖儿子张金龙的杀人真相，倚仗自身权势，通过威逼利诱、恐吓威胁等手段迫使21名村民为其儿子作伪证，严重干扰司法公正、破坏司法秩序，办案检察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村庄，通过调查走访，最终固定证据，将罪犯送上审判台。
繁荣法治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需要”。作为法治文艺重要题材之一，检察题材的文艺作品在弘扬法治精神、坚定法治信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的文化氛围贡献检察文艺力量。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入法标志着其不再仅仅是一种法律理念，更是一种法律规则。电视剧《因法之名》取材于真实案件，以许志逸杀妻案的侦破、起诉、审判、申诉、复查、再审为主线，从两代法律人的时间跨度入手，再现了疑罪从无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从“纸面上的法律”到“行动中的法律”的转变过程，作品通过直面法治进程中的不足，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在勇于揭露不完美中彰显整个社会法治意识的提升。
以检察官邹雄、警察葛大杰为代表的老一代法律工作者，或许是因追捕过程中牺牲的队友，或许是因要求10天破案的重压，或许是因被隐藏起来的两枚指纹，或许是因一切实验都指向了许志逸，他们忽略了对案发现场进一步深入的调查，导致他们在证据薄弱的情况下将许志逸缉拿归案。在法治不断完善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检察官邹桐、青年警察仇曙光、青年律师陈硕等新一代法律工作者，秉持着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合力将十七年的冤案平反。在冤案背后，折射出有罪推定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巨大伤害，同时也映射出无罪推定历史选择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当历史的一角被翻开，尘封的真相被揭开，历史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的行为，囿于时代的局限和根深蒂固的思想，如何预防和避免冤假错案这一世界性司法难题，中国的法治进程从过去走向未来，前进的步伐从未停止。
法者，天下之理也。在现代法哲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理性”并不仅仅意味着法治要合乎认知理性，更重要的是合乎道德理性、价值理性；法治不仅要合乎真理，还要合乎情理；不仅要合乎私理、私人理性，更要合乎公理、公共理性（张文显《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这也就意味着法治要实现三个层面的理性，即法治与德治结合、法治与情理结合、法治与公理结合，这才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体现。电视剧《巡回检察组》最后一集，在冯森提审米振东时，在同一个叙事空间中，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激烈碰撞中，闪耀着现代法治精神之光。
米振东是一位只关注私人情感的非理性典型代表，他信奉且崇拜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一直活在自己建构的侠义世界之中。当养父母不幸离世，他燃起复仇的火种，必须要替天行道惩恶扬善。然而他世界中善与恶的标准，却是由自己的主观感受进行界定的，就这样在非理性支配下，他策划了多起案件，让无辜的受害者成为他实现私人理性的工具。检察官冯森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典型代表，他以现代回望古代，豫让的故事被重新阐释，击碎了米振东穷极一生苦苦垒筑起的侠义世界。当冯森掷地有声地说：“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现代法治之光驱散阴霾，照亮了每一位因遭遇不公而内心曾经黑暗过的自己，也照亮了从古至今从人治到法治的人间大道。
现代法治精神是检察题材影视作品人民性审美特征的崇高境界，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灵魂所在。面对人民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检察机关要继续在依法办案中弘扬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继续在能动履职中引领社会法治观念的养成，继续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担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以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为谱写法治中国建设新篇章贡献更多精彩的检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