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刑法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在立法轻罪化的趋势下，让犯罪人更好地回归社会，不仅攸关犯罪人自身利益，更关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着眼于其身心的全面改造，辅之以财务经济支持，以及社会观念的转变，从而帮助犯罪人更好回归社会。

　　劳动感化的身心改造。延安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普遍实施了新型狱政制度，通过集体劳动、学习等方式，对犯罪人进行改造，进而塑造“新人”，为他们回归社会做好准备。在陕甘宁边区，受条件所限，监狱附设在高等法院，故对犯人的教育改造，多体现在高等法院的监狱管理部门工作中。1939年，《新中华报》就报道了边区高等法院加强犯人教育的工作经验，其中谈道：利用冬天之前的时间，每天早晨上课，常开小组会，认真学习。除了日常教育外，生活方面也十分注意，尽可能做到改善伙食，还发给棉衣，以及毛线及手套一双。故全体犯人都能安心学习，改正自己的错误。此外，监狱还组织犯人开展洋布、杂货等零星买卖，可以收入千元左右。基于这些收入，犯人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让犯人参与劳动，是边区监狱的管理理念之一，通过参与各种劳动，锻炼生产技能，让犯人改变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惯，益于犯人再社会化的塑造。

　　“建立家务”的经济支持。陕甘宁边区处于黄土高原，土地贫瘠，人们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因此犯罪者中，虽然不乏一些罪大恶极者，但更多是盗窃、走私，甚至参与土匪、会道门。是故，解决百姓的生活困难，使其足衣足食，是根除犯罪的根本途径。

　　延安时期，帮助犯人“建立家务”更好回归社会，有一个制度探索的过程。最初，为了提高犯人的生产热忱，边区监狱实施了奖金制度。1942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监狱劳动生产第一所奖惩办法》中规定，奖金分为三种：一是定额奖。根据每个人的技术程度与工具条件，完成工作任务，就得到奖励。如果超额完成任务，累进计算奖励。二是不定额奖。对杂工、修理工等不能计算定额的工种，按照工作好坏，大家民主评定奖励。三是普通奖。虽工作努力，但因特殊原因未能完成任务，酌情给予奖励。奖励制度虽然主要是为了激励生产，但犯人通过积极劳动获得的货币或者实物奖励，无疑成为其回归社会，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犯人参加劳动不仅有奖励，还有分红。1946年以后，边区监狱普遍实行生产分红制度，按照二八分成，生产所得利润八成归公，解决监狱的经费，减轻人民的负担；犯人留两成，按照技术高低、工作日和积极性大小来分红。“这个制度的施行和推广激发了犯人的生产热忱。他们把钱积蓄起来存放监所，作为出狱建立家务之用。”

　　无论是劳动奖励制度，还是分红制度，均为犯人建立家务、解决暂时生活困难奠定了基础，使其出狱后，不至于再度陷入衣食无着的困境，避免再次犯罪。

　　平等包容的观念重塑。边区监狱的奖励、分红等一系列制度背后的理念是对犯罪和犯人的重新认识。边区法律认为，犯人尽管犯了罪，但也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提出，边区的监狱，“除监禁人犯外，最主要的还是对人犯的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改造人犯犯罪的思想习惯，使其认识新社会前途的光明，以便成为好的公民。”谢觉哉则提出了刑罚的根本目标：“我们不是要把那一种人永远踩在脚下，而是镇压和惩办为着教育，为着改造成为新人。”

　　在刑罚的具体执行中，有一系列特别的安排，帮助犯人更顺利地回归社会，比较典型的是“回村执行”或者“交乡执行”制度。这个制度主要针对刑期在一年以下的轻刑犯，可以遣送回乡，由区乡政府监督执行。适用“回村执行”的对象，必须符合一定条件：一是案情轻微、刑期较短的罪犯。例如，晋察冀边区规定，“判处徒刑之人犯，除案情轻微且系纯由贫困所迫而初次行窃之窃盗犯，得于判决后即时‘回村执行’，以劳役代替徒刑外，其余一律在监执行”。二是确有悔罪表现，群众不反对，或有具保人出具保状。如晋绥边区规定，“判决不满二年或二年以上但已执行三分之一，认罪悔罪，表现较好，无重犯与逃脱之虞且家在解放区，有参加劳动条件的，经当地村公所担保，可以监外执行。”这一制度的确立和施行，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监所管理工作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和战斗环境，经由群众管理、群众教育，走群众路线来教育感化改造罪犯的一种新的司法创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中国古语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对犯罪人来说，适用刑罚不仅仅是为了惩治，更是为了促使其改悔，以重新融入社会。延安时期的这些制度经验，在世界刑事法制史上都有进步意义。当下，中国已经和正在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有条件消除轻罪犯罪记录”等制度，都是试图帮助轻罪犯罪人，使其能很好地回归社会。回顾延安时期狱政与刑罚执行相关制度，总结其中的有益经验，无疑具有一定现实启示价值。

　　（作者为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法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