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新闻
放大镜
史评|长安往事,盛唐阴影
2020-07-23 16:20:00  来源:检察日报

  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集宦官和将军于一身的郭利仕颇为耀眼,他既是一人之下的亲信,又受万人之上的尊崇。我们不禁要问,唐代宦官为何能身披铠甲领兵作战,身负如此重要的使命?宋人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唐自安史已来,兵难荐臻,天子播越,亲卫戎柄,皆付大阉。”世人多以宦官擅权的开端为安史之乱后,然而宦官擅权之蠹虫在开元天宝盛世之下便已蛰伏,直到安史之乱后才登上前台。

  宦官的迅速崛起与高力士大有关系,高力士便是《长安十二时辰》中郭利仕的原型。胡三省所注《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云:“……高力士以恩宠,皆拜大将军,阶至从一品,犹曰勋官也。”所幸的是,深受皇宠的宦官高力士、杨思勖等人对玄宗忠勇可嘉,并未过分紊乱朝纲。

  唐玄宗是在宦官扶持下得以登基主政的。他继位后,除宦官,再无人可信。宦官乃君主的家奴,既无家室妻小之累,又无君临天下之机,即使权势膨胀到极点,也不会威胁皇权,这是其最受信任而难以铲除的根本原因。通过科举入仕家庭耗费巨大,入宫为宦的家庭大多早已破产,因此,培养一位宦官比官员的成本低很多。相比士人,宦官关系更为简单,文化程度低,易知恩图报、拉拢控制。他们大多出身低微,对获取权力有着超乎常人的渴望。

  玄宗时代土地兼并严重,边境战争不断,吏治败坏,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府兵制无法实行。他试图通过另起炉灶,重新建立另外一套属于自身的人事系统扭转国家颓势,毕竟任何制度都存在“推而行之存乎人”(《周易·系辞上》)的问题。于是,作为传统官僚制度革新的替代方案,任用宦官就成为最便利的选择。

  宦官开始出任或执掌军政大权,从中央到地方皆如是。在中央,使职差遣官往往变成了固定官职。皇帝有意让宦官出任各种使职形成了内诸司使官僚系统,开元以来,其制愈重(《全唐文·卷五百八十》)。同时,宦官担任监门卫将军在玄宗朝已是一项不成文的制度。唐朝京畿及宫城、皇城的戍卫工作由南北衙负责。左右监门卫隶属于南衙十六卫之二,监门卫将军统领监门卫,负责最重要的皇宫保卫。

  杨思勖因在政变中投靠玄宗被封为左监门卫将军,高力士也担任过右监门卫将军,玄宗甚至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旧唐书·高力士传》)。高力士为了除掉禁军将领王毛仲,便与北衙禁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互相策应,二人的合作一直持续到马嵬坡兵变,足见宦官获得军权的威力。

  使职制让宦官在地方也获得了极大的军权。《通典·职官十一》云:“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至天宝末年,由宦官出任地方监军已渐普遍。当时藩镇形成,充任监军使的宦官常常逾权插手藩镇军务,与朝中宦官里应外合,在牵制地方藩镇的同时也为滥权大开方便之门。

  玄宗开创开元盛世,宦官多有助攻,他们迅速得势,成为帝国倚重的权力砥柱。奈何玄宗没有很好地理解“推而行之存乎人”的上句“制而用之存乎法”。“法”在“人”前,人心难测,唯有稳定的制度创新才能确保人心的良善。在玄宗之后,宦官频频参与帝国的重大转折事件,甚至在改朝换代的关键场合都有权宦的身影。

  玄宗其子肃宗李亨继位后也特别信任、依赖宦官。马嵬坡兵变后,一直追随肃宗的宦官李静忠便是助李亨夺得大统的关键人物之一。李静忠后被封为元帅府行军司马,统领禁军大权。代宗李豫继位时,又是在李静忠的副手宦官程元振支持下才得以剿灭李静忠。程元振后被提拔为骠骑大将军,封邠国公,再次统领禁军。到代宗继位,统领神策军的宦官鱼朝恩也手握帝国军事大权,直到大历五年(770年)被杀。

  在权力的更迭中,得势的宦官基本上遵循了“权宦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定律,自李静忠至鱼朝恩,不过短短八年。德宗继位之初开始打压宦官,但为了镇压藩镇叛乱,又不得不再次任用宦官,兴元元年(784年),将军权再次授予宦官。此后,神策军由宦官统领成为惯例。宦官开始得寸进尺,一直到文宗都左右着皇位的更迭。《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二》载,文宗感叹:“赧(周赧王)、献(汉献帝)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

  文宗发动“甘露之变”(835年)试图反击,奈何权宦早有察觉,反被宦官收拾。直到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地方节度使朱温大杀宦官后,宦祸才彻底消除。不过,正是权宦的存在才能对地方节度使有所制约,一旦一方倾覆,唐亡也就指日可待了。果然,四年之后,唐亡。

  虽然宦官与将军看似不可集于一身,但这种人事任命是中唐以来三省六部制向使职差遣制转变的产物,更是玄宗及其子孙在面对中晚唐新形势下采取的革新之法。只不过,后世子孙只知照章沿用,不知警惕革新。

  编辑:潘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