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纪连海说的段子：乾隆的宠臣和珅爱读《红楼梦》，并且每天向太后请安时，悄悄为太后说上一段《红楼梦》。太后只听了几段即被“秒杀”，叫和珅把书献上来。和珅为难，说这是禁书，须得皇上恩准。乾隆不敢违拗太后，命和珅“延人”（恐怕就是高鹗等）将书改写，去除里面的“碍语”，于是《红楼梦》弛禁。

　　这事大约源自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对这段传奇，学界似有些不认同，但以周先生严谨的考证风格看，我想不会是空穴来风，还是有些依据的吧？倘若真有其事，说明当时从皇族到士林，无不爱读《红楼梦》。时人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可见当时读《红楼梦》，已然成风。

　　《红楼梦》好，但有人读之过于痴迷，甚至把自己代入角色，这就容易“出状况”了。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惙时，父母以是书贻祸，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玉！’遂死。”女子把自己当作书中人物，她的灵魂已与宝玉融为一体了，奈何！类似的事件，当代也曾发生。

　　《红楼梦》的“杀伤力”太强！以致封建卫道者也震怒了，他们斥《红楼梦》为“淫”。陈其元在上书还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处处描摹痴男女性情，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在他们看来，《红楼梦》手段高明，移人性情，惑乱人心，“杀人不见血”。既然红楼梦有如此强大的功能，腐儒们有人异想天开，主张“聚此淫书，移往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把《红楼梦》送到海外，迷乱洋人，以回敬其用鸦片毒害中国人之举。可笑乎？

　　桐城派文人姚鼐更是忌讳《红楼梦》，据甘熙的《白下琐言》：一次姚鼐应邀赴宴，入座，忽见筷子刻有袭人、晴雯、宝钗、黛玉等的名字，顿时勃然大怒曰：“此何等人物居然与吾同席！”拂袖而去。但另有一说，是他对扇骨上刻大观园人名“最厌之”！

　　但近现代历史上的很多名人几乎没有不爱《红楼梦》的，并高屋建瓴地予以点评，肯定了《红楼梦》积极的社会功效和巨大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以致《红楼梦》成为一门学问，后人研习不尽。《红楼梦》不是几个顽固、守旧分子所能骂倒的。

　　读《红楼梦》，当爱而不痴，既不坠情其中，也不应因其感染力太强，或惑乱人心，而视若洪水猛兽。

　　当年读《红楼梦》最放得开的，当是黄钧宰在其《金壶墨浪》中所记写的法号“为山”的和尚。为山虽身为僧人，也喜读《红楼梦》，且胸襟坦荡。黄钧宰知其有是书，一次去看他，以为他一定会将书藏起，因为书里描写闺中风月、儿女私情，作为和尚，读之是有违清规的，至少是不当。但为山当着朋友的面，并不藏掖，论起书来，谈笑自若，毫无愧色。黄钧宰很有感触，发了一通议论：“雪芹作此书，原与天下能作和尚者读，不与凡夫俗子读也。能读红楼梦乃真和尚，读红楼梦见人能不掩藏，乃是绝好和尚。”因为，读《红楼梦》爱而不痴，不被移了性情，依然能持守禅心。他将为山大大称道了一番，读《红楼梦》当如为山者。“凡夫俗子”，是指那些坠情其中、或害怕《红楼梦》超强的感染力的人吧。

　　《红楼梦》是曹雪芹“十年心血十年泪”（按张爱玲评说，乃是一生）铸成的巨著，是他坐了从大富大贵到贫病交迫的过山车的生活观照，是他洞察人生和人性之后的彻悟，其真切动人的情感贯穿全书，人们为其中曲折回环的故事所吸引，被其中缠绵纠葛的爱情所感染，理所当然。

　　二百年后，《红楼梦》对今人的感染力度依然不减，竟也有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者。这事广为人知：据说87版红楼梦电视剧，贾瑞的扮演者马广儒也如前述贾人女一样，自幼读《红楼梦》，以至于后来常以宝玉自居，长成后依然陶醉在宝玉的世界里。拍完戏后，他一直都没有从《红楼梦》中走出来，痴迷、渴念、病魇，不幸33岁便去世了。

　　当我们得知陈晓旭入身空门、并且不久便圆寂了，都会忍不住叹惜、哀婉，不少人痛哭失声：“世上再无林妹妹！”这种强烈的情感，都是因《红楼梦》而起，由书及剧，由剧及人。

　　《红楼梦》是有史以来最耐读的中国小说，没有之一，其感染力超乎时代，其魅力永世长存，但如何读它，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