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子，古时称为“肩舆”。“舆”本指“车中装载东西的部分”，也就是“车厢”。顾名思义，“肩舆”则是指人用肩膀抬着行走的车厢，正如《明史·舆服志》谓：“轿者，肩行之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交通工具，轿子在中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专家考证，轿子的原始雏形产生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初期。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典籍《尚书益稷》中记载：大禹自述其治水经过时，说：“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对“四载”作了解释：“水行乘舟，陆行乘车，泥行乘橇，山行乘欙。”这里说的“欙”就是原始的轿子。

　　古代轿子分为“官轿”和“民轿”两种。“官轿”不仅是官员出行时的交通工具，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其装饰用的绸缎多为黄色、枣红色或绿色。而“民轿”多为青布小轿，供富绅之家出行使用。还有一种专门用于小姐贵妇乘坐的“女轿”，装饰精巧，红缎作帏，辅以垂缨，小巧华贵。此外一些青楼也有专门的轿子，大多为二人小轿，装饰华美艳丽，但很少挂轿帘。民轿中还有一种“喜轿”，是普通百姓家中办婚事时迎娶新娘用的“花轿”。

　　在中国古代，朝廷对官轿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北宋王得臣所著的《麈史》明确记载，唐朝初期，轿子只是皇帝和嫔妃的代步工具，其他人没资格享用。就连宰相这样的高官也只能骑马，不能坐轿。到了唐武宗年间，规定虽然有所放宽，但也只允许三品以上的官员如宰相、三公、尚书令和患病体弱或年老辞官的人员坐轿，除此之外，无论官位大小尊卑，一律不允许坐轿。

　　宋初，沿袭五代时期的舆服制度，对轿子的制作有了改进，也使轿子文化得到丰富。《宋史舆服志》中对官轿的外形进行了描述：“正方，饰有黄黑两等，凸盖无梁，以篾席为障，左右设牖，异以长竿二。”真宗年间，四朝元老文彦博因年老体弱多病，被皇帝特许坐轿上朝，这是特殊的恩典。另一位身患疾病的元老司马光，也被皇帝特许坐轿，但司马光一再辞谢，不敢接受。不过，由于轿子的好处显而易见，因而在民间渐渐流行开来，朝廷的有关乘轿子的规定也就形同虚设了。北宋末年，开封城里出现了专门经营出租轿子的店肆。与北宋对峙的辽国，在坐轿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元代脱脱等人所撰《辽史》记载，只有辽国皇帝才能坐轿，即便是皇太子也只能乘车。南宋高宗赵构迁都临安（今杭州）以后，因为江南多雨，道路泥泞，才允许官员坐轿。

　　1368年初，朱元璋建立明朝不久，便颁布诏令，要求文武官员只能骑马，不得坐轿。事实上，当时大多数官员既不骑马也不坐轿，而是骑驴。清代张廷玉等人所著《明史》中记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据说，隆庆二年，应城伯孙文栋违例乘轿被百姓告发，立刻被罚停俸禄。但到了景泰年及以后，朝廷对官员坐轿的限制更加宽松，官员一个个便开始坐轿出行。这一时期，各级官员相互攀比，以至于轿子一个比一个精美、豪华，轿子成为官员们要面子、讲排场、耍威风的最佳载体。

　　资料显示，明朝著名政治家张居正的轿子内部面积有五十平米左右，分别设有卧室、客厅和厕所，轿子两侧还有观景回廊。其出行时，需三十二人抬着。万历年间，张居正回湖北荆州老家奔丧，坐的就是这顶轿子。

　　到了清朝，《大清律例》规定：三品以上京官使用四人轿，出京可以坐八人轿，外省督抚也用八人轿，普通官员坐四人轿。所以，“八抬大轿”便成了高级官员的出行标志。这时轿子已经完全成为权力的象征，骑马和乘车则被认为是下贱的行为，以至于八旗将领上前线指挥作战也都是坐着轿子前去。而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坐的是六十四人大轿，东王杨秀清坐的是四十八人轿。他们从府邸出来，南京城就要全城戒严，老百姓要跪在路边，背对着他们的仪仗队。如果冲撞了仪仗队，轻则被斩首，重则被凌迟。

　　民国时期，由于人力车的兴起，轿子被逐步淘汰，除了迎亲花轿外，其他轿子已基本绝迹。如今，除了在一些旅游景点的民俗表演中偶尔还能看到花轿，我们再也难觅轿子的踪影。轿子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走进了历史，不过，“轿子文化”却没有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