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周，字长孺，西汉南阳郡杜衍县（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他任御史时，受命查办沿边郡县因匈奴侵扰而损失的人畜、甲兵、仓廪等问题。他严格追究造成损失者的责任，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由于他执法严峻，奏事称旨，因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更为严酷。当上廷尉之后，他按照前任张汤的传统办案做法，而且比张汤更善于窥测汉武帝的心思，“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只要是汉武帝想要治罪的，他千方百计加以陷害；只要是汉武帝想宽大处理的，他也能设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之后，慢慢让案件透露出一些冤情来，以便不露形迹地从宽处理。

　　由于杜周在廷尉任上老是逢迎皇帝，不按照法律办事，在当时高度重视法律的社会背景下，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有人曾当面指责他说：“你为天下执掌刑律，不根据三尺竹简上写的法律条文，而专凭皇上的意旨作为治狱标准，难道可以这样办案吗？”杜周听后却不以为然，还堂而皇之地说：“三尺竹简上的法律条文是从哪里来的？以前的皇帝认为对的就可以著为法律，后来的皇帝认为可行的就不是法律了吗？什么时代有什么时代的法律，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古法可以遵循呢？”他的这番说辞只是狡辩而已。

　　正因为杜周善于察言观色，喜好歪曲法律来逢迎皇帝，唯君主之命是从，所以他深受汉武帝的信任，不断受到重用。在他当了廷尉之后，汉武帝改变了原来的惯例，凡是皇帝交办的案件——“诏狱”，都直接交给廷尉承办，不再像过去那样，先交给侍御史、御史中丞之类的皇帝特使专案专办，最后才交给廷尉来判刑。汉武帝打击老臣旧贵，杜周秉承他的旨意缉捕、审讯的案件也就随之越来越多。在他管理的廷尉监狱里经常关押着上百名“二千石”（地方郡守、朝廷九卿一级）以上的官员，这些人的生死全凭杜周揣测汉武帝的心思来决定。一时之间，杜周的权势炙手可热。

　　除此之外，再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他所在的衙门一年的案件就多达千余件。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数百人，小的也有十数人。这些原本无辜的平民，远者跋涉数千里而来，近的也有几百里。公堂对质时，官员责令证人要按官府的意向作证，稍有违反，便动刑拷掠，直到强行达到目的为止。这样一来，平民百姓一听说要被叫去作证，无不吓得东躲西藏，有的甚至十多年不敢回家。杜周在其廷尉任内，诏狱逮捕的人达六七万之多，而参与办案的执法官吏在此之外又牵连祸及十余万人。杜周执法之苛刻、手段之严酷由此可见一斑。

　　汉武帝时代，被认为是汉代官吏执法由“循谨”向“暴酷”的转折点。酷吏唯君主之命是从，把国家的法律视为贯彻君主个人意旨的工具。为此，他们可以不惜曲解法律，处事办案极尽苛刻之能事，尽力陷人于重罪。无怪乎司马迁的《酷吏列传》里总共写了十个人，其中之一就有“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的杜周。在书中，司马迁以鄙夷的笔法写道：“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此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