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传》开篇第一个多人参与的重大案件。一直以来，人们涂抹在智取生辰纲上的“正义”油彩，是建立在搜刮生辰纲的“不义”之上的。赤发鬼刘唐是此案的始作俑者，他在向托塔天王晁盖报信时就很直接地指出，“不义之财，取之何碍？”金圣叹竟两次为之作注：“可见是义旗。”以此标定了抢劫生辰纲的正义旗帜。

　　关于生辰纲这批财富的性质，晁盖等人在誓词中说得清楚：“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施耐庵也为之提供诗证：“只因不义金珠去，致使群雄聚义来。”在黄泥岗上，针对吴用、白胜往酒中下药这段情节，金圣叹情不自禁地连批五个“妙”字，褒贬抑扬，表露无隐。由此可见，不唯故事的当事人，包括小说的作者与批注者，都把生辰纲视为不义之财，都把劫持生辰纲视为正义之举，从而把晁盖等人的抢劫作案视为英雄行为。

　　智多星吴用在拉三阮作为同谋时这样说：“目今朝内蔡太师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即日起解十万贯金珠宝贝与他丈人庆生辰。”梁中书用搜刮来的民财作为生日礼物，孝敬身居高位的岳父蔡京，这当然是典型的腐败行为，这十万贯金珠宝贝，当然是不义之财。然而，从梁中书的“不义”中是否就一定能够推断出晁盖等人的“正义”？

　　特别是，晁盖等人劫持生辰纲，并非为了“杀富济贫”，吴用有言在先：“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他们劫持生辰纲，既不是为了“济贫”，也不是为了公益，而是装进了他们七人的腰包——晁盖上梁山后分给小头目并小喽啰若干，数目不详。由此可见，这十万贯财宝，只是完成了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转移。如果说梁中书的搜刮取之不道，晁盖等人的劫持又何尝取之有道？

　　人们通常的认识误区是，生辰纲属于公认的“不义之财”，可以“豪取”和“巧夺”，那么，他人名下的“不义之财”是否也可以通过非法和不义的手段占为己有？在这里，“智取”与“愚取”，“文取”与“武取”，“软取”与“硬取”，并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区别。可悲的是，在千年前的宋代，人们的思维由于停留在刘唐所言“天理知之，也不为罪”，以及晁盖语“星照本家，安得不利？”因而天经地义的层次，那么，千年之后的今天，何以还要把“智取生辰纲”这类暴力行径、非法行径，视为正义行为？倘以为此类心理与观念合乎正义与逻辑，因小偷盗窃而东窗事发的腐败案，是否应将小偷视为“梁山好汉”予以褒奖？假如有人劫持今日之“大老虎”这类身家巨亿的贪官，是否应当视为“黄泥岗事件”予以鼓励？

　　梁中书送给蔡京的生辰纲，属于“不义之财”，自然没有异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人的财富是否“合法”或“不义”，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界定的。如果容许某些人随意界定他人财富为“合法”或“不义”并随意进行“智取”或“力取”，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犹记得，《水浒传》第二十回，晁盖等人梁山聚义不久，刚刚击退围剿的官军，尚且立足未稳，正值一起客商路过梁山。已经成为梁山寨主的晁盖，立刻派人前往抢劫，抢劫的战果可谓丰硕，“得了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如果说生辰纲属于“不义之财”，可以被晁盖等人占为己有，那么，路经客商的这批财物是什么性质？对于这种完全可能是从事合法经营活动的财物，至少书中没有证据认定为“不义之财”，但晁盖等人照劫不误。由此来看，晁盖等人的所谓英雄行为，岂不打了折扣？